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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多元方能使真相呈现
老毕事件因官方介入而发酵膨胀，可能给方方面面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其至少有一点正面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在当下的社会关系中自处，如何在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做一个好公民。
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有赖于对历史材料和资讯的充分了解和把握。而长久以来，由于人为设置的禁区、障碍，历史与现实的信息都不够透明也很不对称。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历史作为权力支配与控制的对象，如何为普通人所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普通人如何了解历史并追寻历史的真相。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的论述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分别以理论和文学方式揭示了权力技术如何通过历史的重构与记忆的剥夺达到支配人们精神心理的作用——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在理解了权力对于历史的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须思考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反思中的权利与责任。通常，人民群众在历史中是被动者：被作为统计数字存在于历史中；被灌输、被强迫接受正统的、唯一的历史。
我们需要建立人是历史主体的意识，人不仅是历史进程的动力，而且是历史表达的主体。对历史真相的追索，对自己的前辈、家庭、家族、族群乃至国家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以往经历进行思考并做出是非对错的评判，应该是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和历史责任。实现这一权利，承担这份责任有赖于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要求。我们应该像保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保护和要求我们的历史权利。正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的“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既然我们意识到的，历史会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所规训，我们才更应该明白，对于历史真相的探求，是权力与权利的之间的博弈甚至争夺战，我们不应放弃属于自己的权利。
有关历史真相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逻辑只能在多重证据、多种声音、多元表述中才能呈现，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同样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也不能只循单一标准。历史的多样性表达本来是一种常识，然而长久以来，我们的教科书、正统历史著作、相关的文艺作品和舆论导向却沿着统一的路径引导民众对历史的了解，甚至不允许有不同的历史表达，更遑论不同的历史评判和历史观。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历史表述空间和表述方式前所未有地扩展了，民间写史、个人讲述、草根历史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和公共讨论，这堪称是重构历史的一次革命。
老毕对前领袖人物的调侃式评价经由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而被放大成公共话题，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信息时代多种意见、观点和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权力仍然在新媒体表达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对个体表达者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看到，首先，互联网技术无疑拓宽了普通人的表达空间，但信息不对称依然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就历史而言，多数人不明真相首先缘于信息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因为信息垄断——不公开、不透明因而无真相。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指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掌握有关信息的程度不对等，因而一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对方的利益，同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中也同样大量地存在，它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同样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恶果。
其次，虽然信息较之过去多元化了，但依然不够透明，传闻丰富了却还是没真相，信息的接受者和搜寻者迷失在稠密浑浊、鱼龙混杂的信息大海中。受众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信息黑洞：其内部密度极高，其中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这种引力大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因而黑洞内部的事物无法被外界看见，只能通过受其影响的周围物体来间接地了解它。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到信息黑洞的出现，都对公众正确了解历史明辨是非造成屏障。面对大量信息人们依然无从判断，这缘于他们长久以来难以获知真相而导致的不相信——林林总总、数量巨大的信息反而让人们无所适从，这同时意味着社会信任的丧失，特别是公信力的丧失。我们时常看到，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也不时有网民在综合各类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演绎、推断，甚至不无各类阴谋论的推测，但他们却不愿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趋于不相信。
老毕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公民的知情权包括了解历史真相及其背后真实逻辑的权利，这是公民实现并保护自身权利的根本前提，也可以说是成为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条件。有真相才有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有真相才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此而言，真相是公民的力量；懂法律，有理性，善表达是公民的能力。这一成长为公民的过程是从公民的表达实践开始的，“沉默的大多数”一旦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沉闷、黯哑的社会就有了生机，成为公民的过程与公民社会的生长就开始了。当然这里所指是广义的“表达”概念，各种公开的具有公共性的行动也包含其中。
在中国社会当下的话语空间中，新媒体表达也许是公民表达中最具智慧和创造性的部分，这种表达在狭小的空间和强大的压力之下尤为可贵。在微博、博客、论坛、讨论组和后起之秀的微信等媒体平台上，网民们以话语、照片、视频、漫画、笑话等多种形式传递信息，探寻真相，针砭时弊，揭露腐败，表达观点；其犀利、智慧、幽默的高水平表达常常令人叹为观止。由公民表达形成的这样一个自主、多元、“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具有“众愚成智”之功效，而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心智品质也得以锻造生成。虽然，新媒体表达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信息海量、真伪难辨、语言暴力、造谣泼污、人身攻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社会撕裂的后果，但这一虚拟社区影响甚至改变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却是无可否认的。原因之一在于，网络媒体在许多社会中或许只是一种表达途径，而在中国社会中却可能是普通公民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表达途径，公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狭窄压抑的空间中常有超水平发挥。
如若老毕事件能够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及其社会转型的更多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应有的关系和界线，能够在历史的多元性和表达空间的拓展方面有所推进，也不枉当事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公众花费大量时间对此进行的讨论与争执。
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公共领域
参见王晓升，“公共领域”概念辨析：http://www.cssn.cn/zhx/zx_wgzx/201310/t20131026_621317.shtml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40页。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George Akerlof，（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Market_for_Lemons）
［美］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陈新武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